永远的朦胧诗

最近得到一本《朦胧诗选》,爱不释手,读之,品之,诵之。

我读中学时,正是鼎盛而狂热的时期,一本《朦胧诗选》传到了我们班上,大家聚而读之,读不过瘾,就抄之。我就抄过,抄了满满一本作业本,课本的空白处也抄满了朦胧诗,有时老师讲课,我就读朦胧诗。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,追求文字和诗歌,与物质无关。白岩松说,如果问我哪本书被我翻看的次数最多,除了《新华字典》与课本,就是《朦胧诗选》了,这几乎是一本诗歌的圣经。这也是我的相同感受。

遗憾的是,纯净而朦胧的诗歌没能抵挡住经济大潮的侵袭,诗人们先后走了,走向了不同的方向,也带走了诗歌和关于诗歌的梦想。现在重读朦胧诗,如同见到初恋情人,在无言的相视中感到令人疼痛的。那些熟悉的再次击中内心,让人想要呐喊。

北岛直言: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;“在帝王死去的地方/那支老枪抽枝、发芽/成了残废者的拐杖”;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/我只想做个人”;“是一次机会/仅仅一次/谁核对时间/谁就会突然衰老”。而他的那首一字诗,《生活》:网,引发的评论铺天盖地,编成一本书也绰绰有余,欲破网而出的困惑,在今天,同样强烈。

舒婷倾述:“我如果爱你——/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/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”;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,不如在爱人的肩膀痛哭一晚”;“我没有权利休息/生命的冲刺/没有终点,只有速度”。这些句子不知被传抄过多少遍,舒婷成为了大家的“宠儿”,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。

梁小斌呐喊:“中国,我的钥匙丢了。那是十多年前/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/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/后来/我的钥匙丢了”。“钥匙”指的是人性,文革对中国最大的摧残就是人性。这是我们和这个时代共同的不幸。

顾城清醒而绝望,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;“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/不会丢下一穗大麦”。孙武军说顾城是天才,罕有的,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,以至于过早地走出了世界。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奥克兰岛杀妻后自缢身亡,舒婷曾在《童话诗人》说顾城:“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/集合起星星、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/向着没有污染的地方/出发”,但这一出发,便再无归期。

海子侠骨柔肠:“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/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”;《》的结尾则令人荡气回肠,“姐姐,今夜/我不关心世界/我只想你”。谁也没料到,海子1989年卧轨自杀,有人说,海子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,那个时代有追求和理想,还有美和纯真的诗。孙武军连自己也不知何故,曾呕心沥血探索的诗,竟也在这一年无疾而终。现在,“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”成为了一个个房地产项目的宣传语,白岩松说,当初的剑拔驽张像个,嘲笑着我们自己和时代,激情都旧了,只有城市陌生地新着。

北岛走了,只带着中文这件行李,1990年旅居美国,2007年定居香港;常荣疯了,“我知道我会结穗,并有金色的麦芒”,这成了永远的想念;更多的诗人不知去向,大家都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走远了,走远的不只有诗人,还有我们自己。

1980年《诗刊》10月号,青春诗会专辑编者语引用了孙武军的诗:“世界不会因为没有我的歌而失去生命,可我没有这支歌,就会枯萎得没有一点颜色”。

1981年,《上海》登过北岛的一则诗评:诗人不必轻视自己,也许全部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,而时间,总是公正的。

时隔30年,瑞典诗人托马斯?特兰斯特勒默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,似乎又让人看到了希望:诗歌在归来!诗歌会永远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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